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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毅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关键词: 宪法文本/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结构/功能失灵/应对策略
内容提要: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但是从宪法文本出发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问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现行宪法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条款大概有三十条左右，它们之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条块结构”。虽然宪法文本对于央地关系的某些方面规定得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重要内容缺失、部分规范滞后、表述过于抽象等缺陷。其完善进路主要有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和下位立法的完善三种。从现阶段而言，加强宪法解释无疑是最佳的路径选择。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热点，然而既有的成果大多以借鉴政治学、管理学对央地关系的研究方法为进路，却忽视了中央与地方法制化的根本依据——宪法文本的深入分析。偶有此类成果问世，却又批判有余而分析不足[1]。因此，有必要对宪法文本中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定作一系统的归纳剖析，以呈现出我国根本法对于央地关系的基本制度安排。
　　一、宪法文本与央地关系
　　所谓宪法文本，在成文宪法国家指的是由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解释所构成的以文字形式正式公布的宪法规范性文件。在宪法运行的各环节中，宪法文本既是立宪和立法的产物，也是调整各类宪法关系的规范性依据。 [2]对于宪法文本的执着甚至执拗，在西方形成了诸多不无偏激的宪法论脉乃至学派，从施密特绝对宪法和相对宪法的二元划分， [3]到对宪法文本近乎崇拜的文本主义学派； [4]从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论战，到“整合理论”对宪法文本的全新诠释， [5]虽然观点迥异，却无一不凸显着宪法文本对于宪法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我国学界，以 韩大元教授为首的一部分学者对与宪法文本的长期关注，已经初步构建了新文本主义学派 [6]的雏形。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强调对于宪法文本的理性关注，即以客观的眼光评价宪法文本在整个宪法学研究（自然也包括央地关系的研究）中的角色与地位，既反对“文本无用”的论断，也摒弃“文本至上”的观点。况且，鉴于中西宪法文本本身的取向、体例、甚至立宪质量的不同，在当前阶段尚无通过精析文本达到解决大多数宪法学问题的可能。
　　就央地关系的论域而言，对宪法文本的剖析主要体现为如下价值。首先，它对于央地关系法制化的研究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我国的法制框架体现为以宪法为最高指导、以法律为基本支撑、以法规、规章地方立法为细化与展开的金字塔结构。因此，特定法制问题的实现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的对其给予关注与体现的完整度与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于法律及其他下位立法的制定与完善无一不须坚决贯彻宪法的根本意图，因此宪法的意图明晰，则该制度的主线明晰；宪法的规范全面，则该制度的内涵饱满；宪法的表述具体，则该制度的适用性充沛。其次，宪法文本是宪政背景下央地关系发展与完善的起点与目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宪法文本只有与时俱进方能在宪政背景下时刻保持对央地关系动态运行的科学指导力，其发展与完善的主要形式无非修宪和释宪。就修宪而言，其本身就是通过对文本中发现的缺失疏漏加以补充完善，使宪法文本焕发崭新活力的过程，因此属于典型的“始于文本，归于文本”的广义立宪。就宪法解释而言，其在保持宪法文本稳定性的基础上延续宪法生命力的独特优势已逐渐为学界所认知，但仍然脱离不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特质。“一方面，‘从文本开始’是控制法官判决，保证法律安定性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解释之本意就是对文本的理解与说明。” [7]当前宪法对于央地关系的规定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存在诸多缺陷业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如何做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最终无疑仍要归结到对相关条文进行归纳、分析、重塑的逻辑之中。最后，关注宪法文本将实现央地关系法制化问题的宪政回归。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央地关系问题隶属政治学、管理学范畴，但是既然央地关系法制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历史必然，我们就必须从宪政的视角对其进行全新的剖析，而剖析的起点自然就是宪法文本对该问题的根本性描述。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或是偏重于宏观法治理论的契合性阐释，或是热衷于对其他学科既有成果的“拿来”，宪政分析的因素实在有限 [8]。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央地关系作为传统的“非法学”领域，长期以来无论在研究思路上还是关注视角上都已经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学、管理学烙印，短期内很难实现研究进路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宪法学关联理论的良好构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央地关系法制化问题是典型的宪法学问题，绝非传统的政治学、管理学理论所能驾驭。因此，我们就更有必要从宪法文本出发，探讨在宪政框架内分析、解决央地关系问题的进路与对策。
　　由此，笔者认为，从宪法文本角度分析央地关系问题，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现行宪法对于央地关系进行规制的条文有哪些，所涉及的问题为何。第二，现行宪法规定央地关系的有关条文间的结构关系如何。第三，对现行规定的缺陷进行客观评估。第四，探讨完善的进路。
　　二、宪法文本中的央地关系条款及其“条块”结构
　　较早对宪法文本中的央地关系条款进行针对性研究的代表学者是秦前红教授，他对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法条粗略地进行了一下统计，直接规定的就有第2条、第3条、第5条、第9条、第10条、第30条、第62条、第67条、第89条等十条之多。 [9]而笔者以为其未竟之处有三。第一，对于相关条款的梳理是否已经周延？虽然这涉及到不同标准的问题，而且同一标准也极有可能随着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出现变化，但却无疑是研究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所首先面临的问题，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遗憾的是，秦教授亦未在文中对标准问题予以明示。第二，秦教授提出了“条文与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为何” [10]的命题，却并未给予明确的回答。第三，虽然列举了有关条文，然其随后的论述进路脱离了这一既定对象——忽略对目标条文本身进行深入分析而陷入了对具体化、制度化的问题加以批判的窠臼，极大降低了文本分析的实际价值。由上，本部分内容笔者将试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宪法文本对于央地关系予以涉及的实然范围，二是相关条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为尽量保证研究样本的全面性与完整性，本着“最大相关性”原则，经过初步甄别，笔者认为现行宪法涉及央地关系原则性安排的条文（包括直接针对央地关系的条文和内容相关的条文两种）主要有30条，包括零散的19个条文以及第三章第六节的11个条文，现简述如下。第2条第2款规定了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第3条第4款规定了处理央地关系的总原则，历来被学界视为宪法对央地关系的根本性规定；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类型，第4条第3款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视为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下央地关系的总则性规定；第5条第2、3款明确了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体制，同时明确了中央在国家立法权中的核心地位；第30条规定了全国的地方主体类型；与第4条第3款相对应，第31条规定了另一类特殊地方类型——特别行政区的基本问题，可视为对“一国两制”模式下央地关系的总则性规定；第57、58条、规定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的基本问题，再次强调了了中央在国家立法权中的核心地位，可视为对第2条第2款的补充与延伸以及与第5条第2、3款的对应；第62条对中央一级的国家权力进行了列举；第63条对中央一级的组织性权力进行了列举；第67条列举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与第62条全国人大的权力映照、互动，共同构成中央权力体系的基本框架；第85条确定了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是行政权领域里中央核心地位的集中表述；第89条列举了国务院享有的职权，进一步明确了中央行政的主导地位；第95、96条对地方人大、常委会、政府的基本问题进行规定，确立了地方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从而与第2条第2款形成呼应；第99、100条对地方权力进行初步的定位，确定了地方权力在国家权利体系中相对于中央的非主导地位，但是第100条也明确界定了地方立法权的实施范围；第105条对地方政府的性质、地位予以明确，进一步凸显其在国家央地权力二元维度中的基本层次归属；第107条规定了地方政府的职权，既强调其余中央政府间的主从关系，同时又赋予了前者一定的地域性行政权力；第三章第六节名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相对具体的规定，是现行宪法文本在处理央地关系是规范最为集中的部分。
　　出于在文本解释过程中对于立宪意图、表达语言的不同理解，上述条文的简要梳理难免挂一漏万，但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宪法文本规范所构建的央地关系制度的基本轮廓。那么，在这一结构之中，宪法文本中的央地关系条文之间又呈现着怎样一种逻辑关联呢？和央地关系在政治学语境中的条块关系特点惊人相似，有关宪法条文之间也呈现出了“条块关系”的某些特征。
　　首先，“条条”关系。政治学中的“条条”是指从中央延续到基层的各层级政府中职能相似或业务相同的职能部门。 [11]宪法文本规范央地关系的相关条文之间的“条条”关系除了同样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逻辑进路之外，与政治学的理解存在本质不同。虽然各条文之间的效力高下并无本质区别，却依然呈现出如下的“条条”关系。第一，有关条文从文本上可以明确地区分出总则性条文和分述性条文，前者对于根本性问题确定宏观的基调，而后者对于前者进行细化、延伸与补充。如，第2条第2款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问题，第3条第4款规定了处理央地关系的总原则，他们都属于典型的总则性条文。而第62、63、67、89、107条等条文在内容上体现出对于特定主体的权力的列举，具有明显的分述性特征。第二，所谓的总则性与分述性条文，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模式，并不具有绝对严格的标准。如，与第2条第2款所明确的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权力主体的问题相比较，第4条第3款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以及第31条对“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问题的规定无疑属于分述性条文，但是倘若与第三章第六节的内容相较，第4条第3款却又体现出鲜明的总则性特征。第三，每个“条条”的长度不尽相同，即在宪法文本的范围内，虽然每个“条条”都是以第3条第4款这一最为根本的条文为始，但却未下延至同样的制度层次。典型的如对于民族区域自治下的央地关系模式而言，其始于央地基本原则条款，经过对央地二元维度的主体划分、民族区域自治类型的总则性条款直到第三章第六节的分述性条款，体现出一种完整的“条条”脉络。而由同一逻辑起点引出的“一国两制”下的央地关系模式，经过对央地二元维度的主体划分的承接之后，在第31条对而别行政区问题的总则性规定层面就戛然而止，其余未竟事项的规范则完全交给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而在宪法文本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层级有限的“条条”关系。
　　其次，“块块”关系。“块块”也常被政治学者用来描述央地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但宪法文本规范央地关系相关条文间体现出的“块块”关系与政治学的理解迥然相异。其特征有如下几点。第一，在内容上，体现为中央与地方二元“块块”的特征。对于构成央地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宪法文本分为两个不同的线索予以规范。一方面，对于中央的权力主体（第2条第2款）、中央的基本定位（第57、58条）以及中央的主要权力（第62、63、67、85、89条）层次鲜明地进行表述，勾勒出央地关系中的中央层面的基本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对于地方的权力主体（第2条第2款）、地方层面的基本问题（第30、95、96、100、105、107条）进行分别规范，从而形成与中央制度层面相应的地方层面的基本制度框架。第二，在类型上，将地方层面进而分为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三个“块块”进行表述。 [12]其具体处理方式是以对一般地方的框架性规定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彰显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两种地方类型的特殊性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有条款如第4条第3款和第三章第六节，特别行政区的特有条款则以第31条为核心。第三，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宪法文本中最大的“块块”模式体现为对于央地二元关系的综合把握和对央地分别表述的分野之上。前者以第2条第2款、第3条第4款和地5条第2、3款为代表，重在对央地关系二元主体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宏观把握，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规范特征；后者以剩余的其他大多数条文未代表，重在对央地二元主体的地位、性质、权力进行分别的规制，体现为一种静态的规范特征。这一动一静不同侧重的两类条文，构成了宪法文本范围内对于央地关系进行规定的最大一对“块块”关系。

　综上，宪法文本对于央地关系进行规范的相关条文之间的内在逻辑（条块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应当指出的是，上图反映的“条块”关系仅以宪法文本的规定为限，但是由于立法体系的特点使然，我国整个央地关系法律规范体系事实上都呈现出这样一种鲜明的“条块”特征。
　　三、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的功能失灵与应对
　　（一）功能失灵
　　宪法的功能直接指向对国家权力的确认、控制和安排 [13]，因此对央地关系的调控是宪法的必然使命。然而，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现行宪法对于央地关系的制度安排却存在诸多问题。限于篇幅问题，本文仅做框架式的分析和展开。
　　首先，从量的一个方面来说，宪法文本一些重要的内容缺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央地关系的失调。简要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配给缺乏类型化安排，即欠缺权力的分工。“中央与地方具体职权的划分不是分工式的，而是权力总数的分割；除中央专属的权力外，法律分别赋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几乎是一致和对等的，地方政府俨然是中央政府的翻版，地方政府之间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分工” [14]，而只是“中央与地方管理权限上的分工” [15]。这种文本安排的后果几乎是致命的。一方面，它造成了央地权力严重同构化， [16]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力的基本承袭所造成的“奶酪效应” [17]导致当中央权力设置出现缺陷时，这种缺陷会以最快的速度传导至全国，极易造成举国权力框架的瞬时震荡乃至解构。研究表明，这种央地权力配置模式的潜在风险是很高的。另一方面，它极大抹杀了地方的独立性，使其完全沦为中央的附庸，最终导致应然的二元央地关系的实然一元化。由于权力相同而层级有别，在制度上没有赋予地方足够的使用权力的空间，使地方在宪法上的必要独立性名存实亡的直接诱因。 [18]事实上，即使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在宪法文本中直接规定央地权力划分条款的立法模式也是比较少见的， [19]因为它对宪法的简洁性与严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对这种模式的采用，既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也未收到良好的实践效果。第二，对于央地权力运行过程中纠纷的解决缺乏设计。对于央地权力运行而言，按其先后逻辑无非存在权力授予、权力监督和纠纷解决三个环节。如果说权力的授予是现行宪法关注的重点，权力的监督在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等关系安排上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的话，那么宪法文本对于纠纷解决的问题则基本呈现空白的状态。 [20]倘若中央一味凭借权威的优势强压，抑或出于经济、政治的考量对强势地方一味迁就，那么央地关系的功能性失调也就在所难免。第三，较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作为我国解决港澳甚至台湾问题的重要制度创新在宪法文本中体现得较为单薄，仅由第31条一言以蔽，与第三章第六节的篇幅形成了较明显的反差。笔者并非意在追求两种特殊地方在宪法篇幅上（或曰“形式上”）的“平分秋色”，但是出于特别行政区设立的重要性的考量，是否还应在宪法文本中对一些基本性问题加以适当的充实？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就“一国两制”在不同地区的具体制度构建问题而言，还应主要依靠具有宪法性法律属性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细节勾勒来实现。
　　其次，从量的另一个方面来说，现行宪法文本对于某些问题的规定已经落后于制度实践，极大限制了应然指导作用的发生。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现行宪法对于地方的财政自主权确认与保障的缺乏。一方面，宪法条文的央地分权更多地集中在政治、立法、组织等领域，而对作为经济基础的财政自主权却极少涉及。试问财政不独立如何实现作为上层建筑的其它权力的实质划分？另一方面，这种财政权力的缺位集中体现在一般地方的权力享有上。出于特殊的政治考量，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和特别行政区都享有高度的财政自主权，前者得到了宪法第117条的明确承认，而后者则由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维护。与此相应，占据我国绝大多数的一般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却被宪法文本忽略了。如果说这种现状的成因在于长期以来高度中央集权下的统收统支的经济体制的话，那么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后，随着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的明确界定，一般地方事实上已经享有了在一定范围内的财政自主权。虽然1995年修正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条及时对这一制度变革进行了确认，但宪法层面上的“与时俱进”却迟迟未见，颇为遗憾。 [21]
　　最后，从质的方面来说，部分宪法条文的规范过于抽象，难以充分体现实施的价值。如，被学界普遍视为我国央地关系总原则的第3条第3款，已经远不能承担起总括新历史条件下央地关系法制化的重任。一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政治宣示性有余而实际操作性不足的问题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该条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关于央地关系讲话的直接翻版。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22]作为宪法规范的第3条第3款，本身并无直接加以实施的可能，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对宪法中其他关于央地关系的条款提供基础性指导。然而在当前宪法文本对于央地关系进行二元描述的条款少之又少的情况下，弥足珍贵的第3条第3款的实现程度也就愈发堪忧了。另一方面，第3条第3款非但没有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给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政治、法制实践留下了太多的模糊空间，也催生了诸多的难题” [23]，无奈地成为一条“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条款。
　　（二）技术性应对：修改、解释抑或下位法的完善？
　　以上对于宪法文本缺陷导致的功能失灵分析或许并不全面，但基本能够反映现行宪法文本在央地关系处理上的疲态。文本开篇即指出宪法既是文本学又是规范学，前者对应文本的完善，而后者则对应规范的实施。对前文指出的缺失、滞后、抽象三类瑕疵加以归纳可知，缺失反映出的是文本的完善问题，而滞后和抽象则反映的则是实施的完善问题。因此，对于应对策略的探讨，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对于条文的缺失和滞后等量的问题，主要应对策略有修改宪法和解释宪法两种。第一，修改宪法。其原理是针对缺失的部分直接加以补充从使宪法文本而达到应然的完满状态。其优势在于具有针对性、权威性、直接性，而劣势则在于成本巨大、工作冗繁、耗时较长以及频率过高对于宪法权威的减损。此外，由于我国一项使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宪，因此在技术上也面临一些难题。 [24]综上，修宪的方式虽然能够彻底解决量的问题，但是不宜轻易使用，更不宜频繁使用。对于当前宪法文本在央地关系上存在的缺陷是否足以启动修宪程序，尚需进一步的论证。第二，解释宪法。与修改宪法的效用机理不同，解释宪法是意图通过对既有相关条款的字面解释、扩充解释、缩小解释 [25]乃至重新解释来实现对相关事项的涵盖。限于我国当前体制，虽然宪法解释在学理上有抽象解释和案件解释之分，但我国仅承认前者的存在。一般认为，宪法解释的事由主要有三：①宪法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②宪法实施中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的；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 [26]相比修宪，宪法解释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基本维护宪法文本的稳定和权威并实现良好的完善效果，其劣势则在于具体解释程序的缺位以及解释机关怠于行使解释权的惯性。即便如此，从现有的情况来看，重点，采用解释宪法的方式弥补量的缺陷似乎更为可行。

其次，对于条文过于抽象的质的问题，主要应对策略有解释宪法和完善立法两种。第一，对于解释宪法而言，其作用机理与改善量的方面的瑕疵并无本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解释更适于承担将抽象的条文具体化的功能，因为这不仅不会面临增加宪法文本自身的篇幅、容量而产生的臃肿与冗长，反而还会无形中极大提高宪法条文的适用性，将其应然的规制效果充分地彰显出来。第二，完善立法。其一，从应然的角度而言，我国金字塔型的立法体系决定了法律、法规等下位法对于宪法条文具有天然的补充、深化的功能。作为母法的宪法处于“塔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国法律制度框架的总纲而总领其他一切法律规范，个及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按照各自的法律位阶依次纵向排列，最后在金字塔的底部完成对于实践中一切法律关系的规范性覆盖。 [27]因此，不应也不能指望宪法对于所有法制问题实现事无巨细的涉及，而应当将这一重任寄望于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其二，从实然的角度而言，在当前的央地关系法律制度中，下位法律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一般地方而言，在宪法相关条文的指导下，《立法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体现出重要的补充细化价值；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而言，虽然宪法第三章第六节具有相对细节的规定，但是《民族区域自治法》仍然扮演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中流砥柱的角色；对于特别行政区而言，通过宪法第31条的明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实现的主要法律平台。其三，虽然立法的丰富与完善能够极大缓解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质的缺陷，但却不宜成为主要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宪法文本缺陷都能够通过立法途径来解决。虽然释宪乃至修宪成本巨大，但是对于那些根本性问题的缺失，也只能严格地在宪法层面寻求突破，这是由宪法和法律本质上的区别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立法的完善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受制于多方面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也很难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质的瑕疵的改善，亦不宜采用修改宪法的方式。虽然抽象性极大影响了宪法文本的实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也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伴生属性所存在的。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国家核心的政治、法制问题完整地呈现出来，就势必要在细节和操作性上作出妥协。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宪法实施效果的减损。美国宪法只有区区十三条，在二百余年的时间内也极少进行修改，但却依然保持了对最新实践的充分指导价值，其原因就在于对宪法解释而非宪法修改的推崇。当然，由于体制的差异，虽然美国人运用案件解释赋予了宪法顽强的生命力，但我国则只能通过抽象解释的发展来寻求宪法文本的完善了。综上，对于现行宪法央地关系条款的缺陷及其应对策略的分析思路可通过下图体现：

由此，具体到宪法文本的层面而言，主要的策略选择只有修宪或释宪两种。它们中又应当以何为主呢？学界有一种较为偏激的观点认为，批评宪法文本、否定宪法文本、对宪法文本提出各种修改建议不应当是一个“宪法学家”的工作，或者不是宪法学家的主要工作。宪法学的基本任务是从宪法文本的阐释中发现规范，为宪法解释提供依据。在大体上承认法律文本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学的宿命”，这是法学的任务决定的。 [28]虽然同样赞成以宪法修改为完善宪法的主要手段，但是笔者对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解释却不敢苟同。宪法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如何促进宪政制度的完善，为法治昌明提供坚实的根本法基础，就本文的论域而言，这种工作的中心在于如何选择一种最为适当的手段推动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的完善。因此，手段选择的标准在于其对于客观现实的契合，而非带有价值色彩的抽象判断。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一方面，虽然仍存在诸多疏漏，但是现行宪法的修改已属频繁，现阶段不宜再轻动；另一方面，宪法解释的方法从理论上能够缓解绝大多数宪法文本中央地关系条款中存在的缺陷，只是这种宪法明确承认的自我完善方式从未在现实中被用活、用好、用足。可见，着力从加强解释的角度来谋求宪法文本在央地关系问题上的完善，是必要且可行的。




注释:
[1]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汉大学秦前红教授200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虽然关注到了宪法文本分析对于央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但却没能以此为基点展开更为深入的剖析，颇有隔靴搔痒之憾。参见秦前红：《简评宪法文本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9-12页。
[2] 任喜荣：《完善宪法文本，构建和谐社会》，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6期，第4页。
[3]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4] [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5] [日]铃木义男：《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陈汝德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48页。
[6] 之所以称为“新”，是区别于对宪法文本近乎崇拜的传统文本主义而言的。
[7] 张翔：《宪法学为什么要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第15页。
科学技术部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1-2005年)》的通知


国科发农社字［2001］26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科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委，各有关部门科技司：

为更好地开展"十五"期间的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我们组织编写了《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1-2005年)》，并已经科技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1-2005年)

二00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

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要点(2001-2005年)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今后若干年将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特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的战略部署与重点任务，以及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特点制定本要点，以指导"十五"期间的社会发展科技工作。
一、形势与需求
1. 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已由供给导向和资源约束为主，转为需求导向和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为主。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的增长将主要依靠科技进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来实现。而依靠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医药卫生、生态、环保、资源利用、商业流通、城乡住宅等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第三产业将因其能以较小的投入开辟出较大的市场，而将获得较快的发展。积极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2.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成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
随着党中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依靠科技进步，选择新的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把经济发展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环境，使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充分统一起来，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我国人口负担重，人均拥有资源量少，生态环境脆弱，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这些问题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严重制约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必须把以人为本，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传统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转变，合理利用资源摆在重要位置，通过技术创新、走跨越式发展之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了小康，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由小康型向富裕型过渡。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消费观念、消费需求和消费热点有显著的变化，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必须适应这些变化，解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消费需求。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已由过去直接管理经济与投资经济，转为宏观调控市场，通过市场引导经济，同时，政府必须积极地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创造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就迫切要求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抓住机遇，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有效地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水平，大幅度降低社会管理成本，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要及时做好新的运行机制设计，加快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工作的发展。
5.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要求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必须为提高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做出贡献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趋势加强。面对加入WTO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我们只有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才能抓住机遇，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因此，必须尽快依靠科技进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体系，提高综合国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时，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把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摆在重要的位置，有效地解决保障经济安全、国土安全、战略资源安全、信息安全，以及社会安全和城市与工业安全等方面的科技问题。
6."九五"期间，我国的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为"十五"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九五"期间，《社会发展科技纲要》和《社会发展科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全面展开，促进了地方科技工作的开展，对建立我国良好的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为"十五"进一步加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创造了有力的条件。此外，通过"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的实施，解决了海洋探查与资源开发技术、重大疾病防治研究、污水处理及水工业关键技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一批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科技问题；通过国家"九五"重中之重项目"1035"工程和"2000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的实施，以及国家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环保科技工业园、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发展领域相关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建设和"科技兴海"、"山江湖治理"等不同类型的科技示范工作的开展，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探索和积累了不同类型地区依靠科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经验。
二、原则与目标
1.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
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以人为本，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与自身素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改善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事业及相关产业的科技进步，推动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坚持四个"有利于"
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有利于社会发展相关产业的科技进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推动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自身素质服务；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3)坚持"四个结合"
社会发展科技工作坚持政府推动与企业参与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关键技术突破与共性技术研究相结合，多领域、多学科相结合。
2.2001-2005年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目标
(1)加强社会发展科技战略研究，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科技支撑；
(2)加强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解决一批影响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
(3)加强技术创新，推动环保、医药、资源利用、人居环境等社会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4)加强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示范，通过示范推动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
(5)加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自身能力建设，逐步建立社会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水平。
三、"十五"期间的重点任务
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是整个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状况，2001-2005年间社会发展科技的重点工作围绕人口控制与健康、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环境整治、生产安全与社会安全、防灾减灾、城镇建设与居住环境、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文化事业等领域展开。
1. 以中医药现代化为突破口，全面带动我国中医药及相关产业发展
中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产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入关在即，中国医药市场成为国际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利用和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中医药科技产业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针对我国中药新药产品研究和产业化水平不高，中药质量标准体系不完善，中药基础研究工作薄弱，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水平亟待提高等问题，建立和完善中药研究与开发的标准规范体系，加强中医药研究的能力建设；解决中药制药过程中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全面提高我国中药研究和生产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中药新药的研发水平，开发一批既有自主知识产权又有高技术含量的现代中药；研究与建立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发挥中医药防治疑难疾病的优势和特色；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以企业为主体，推进中药科技产业示范基地的发展，提高我国中药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以创新药物开发为重点，带动和促进医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和学科快速高效的增长
医药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它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维护社会安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新病原体的发现、疾病谱和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等因素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日趋复杂，社会和人民对新型药物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市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我国的医药健康产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机遇。以上两方面对我国的医药健康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我国抓住机遇，加快研制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以创新药物开发为突破口，促进医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和学科的快速发展。
"十五"期间，以创新药物为重点，满足社会医疗和市场需求，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
主要任务为：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产品开发为重点，以创新药物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为支撑，建立我国创新药物研究与产业化开发体系，提高创新药物研究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实现医药研究由仿制为主向创新为主的战略性转移，力争使我国创新药物研究在国际新药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研制一批提高生活质量和防治重大疾病的创新药物，研究优选非专利重大品种的中试放大与产业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制剂新技术、制剂新辅料及缓、控释制剂、靶向给药系统、应答式给药系统和粘膜给药制剂等药物新制剂及新剂型；研究针对新靶点的、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的微量、快速、准确的新型药物筛选模型并实现高通量筛选，建立现代化新药筛选体系；优化及完善创新药物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研究规范化建设和有关中心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包括新药临床前药(毒)代动力学研究、临床前规范化药效学研究、新药临床前安全评价(GLP)、新药临床试验研究(GCP)；培育新兴的、机制先进的医药企业和产业基地。
3.以研制临床常用诊治设备为重点，提高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化水平
针对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起步晚，技术水平、产业规模相对落后，以及国外产品在国内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等问题，发展我国的医疗器械工业，提高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诊治疾病的需要，加速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疗器械产品已成为当务之急。
"十五"期间，以提高医疗器械技术水平，增加国产品市场占有率，实现产业化为目标，开展数字化医学影像技术、物理治疗技术、人体信息检测处理技术研究，研制一批医学影像设备和治疗设备，以及常规医疗设备的关键部件、消耗性器材等。
4.以防治重大疾病为重点，提高我国疾病防治水平
目前一些重大疾病仍然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社会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老年性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环境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日益突出。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研究，提高我国的疾病防治水平，仍是医药卫生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
"十五"期间，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以重大疾病和多发病为研究重点，以实用、易推广的防治技术为突破口，减少重大、多发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生存质量，开展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重大疾病的综合防治研究，主要老年疾病防治研究，环境对健康影响的控制预防技术研究。
5.以节育优育技术为研究重点，提高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技术水平
针对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工作继续保持较低生育水平和提高人口素质的艰巨任务，以及节育与优生优育技术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等问题，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科研和技术创新，为人口控制和生殖健康提供技术保障。
"十五"期间以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重点，以适合广大育龄人群的节育技术为突破口，加强新型避孕节育方法的研究，提高节育新技术的应用率和效果，研究开发高水平、系列化的计划生育药具和技术，研究出生缺陷的产前筛选、诊断技术以及提高儿童生活质量的优育技术等。
6.以水问题研究为重点，提高水安全保障程度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21世纪初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针对水资源短缺、不合理利用等问题，节流开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水资源安全保障程度。
重点开展水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控模式以及重大引水工程的战略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安全饮用水保障供给技术、节水技术、空中水资源人工调控技术、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雨洪利用技术、受污染水体修复技术、海水直接利用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等。
7.以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关键技术为重点，提高油气安全保障程度
针对我国石油工业正面临新增油气储量不足、储采比下降、稳产难度大、供需矛盾、缺少战略储备等问题，加强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为发现大型油气勘探基地，提高现有油田的采收率和油气安全保障程度提供技术支撑。
重点开展油气资源评价研究；开发高精度综合评价和复杂油田评价技术、隐蔽油气藏综合识别技术、非均质复杂油气藏的测井技术、优质高效钻井技术、大型油田稳产技术、稠油油藏和低渗透油藏开发技术；天然气开发技术和煤层气开发技术。
8.以国家战略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为重点，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针对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相对短缺，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生产效率低、能耗高等问题，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为寻找大型矿产资源基地、降低勘探开发成本、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提供技术保障，确保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重点开展固体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分析研究：开发矿产资源综合勘查与评价技术；深部和复杂矿采矿技术与装备；低品位与难选冶矿利用技术与装备；大型矿产资源基地和我国优势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低污染、低能耗冶炼技术；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非金属矿的高效利用技术；煤的高效生产和选煤技术与装备；盐湖资源的综合利用和深加工技术。
9.以发展海洋高技术为重点，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技术能力
针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海洋环境污染等问题，解决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键技术，为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提供技术支撑。
"十五"期间，实施"科技兴海"战略，重点开展海洋环境监测、预报技术、海洋信息技术、海洋生物技术、海水养殖技术、海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海洋滩涂开发技术、海洋油气高效勘探开发技术、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以及环境保护技术，建立一批"科技兴海"示范基地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化基地。
10.以"控源治污"技术为重点，改善环境质量
针对目前日趋严重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加强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强化高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开发应用，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技术保障，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十五"期间，重点开展环境技术政策和标准研究；大力发展环境监测技术与设备；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开发化工、轻工、冶金、农业等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技术以及面源污染控制技术；加强燃煤污染控制技术研究，开发脱硫脱氮除尘高新技术，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技术、城市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技术；提高大宗污染治理关键技术与设备的工程化和成套化能力，推动环保科技产业基地的建设，建立一批环保治理科技示范工程。
11.以脆弱生态综合治理技术开发为重点，推动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
针对我国目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日趋严重生态退化问题，结合《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加强脆弱生态综合治理技术研究，为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经济可行的综合技术。
重点开展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研究，开展生态系统的评估研究；开发水土保持技术、荒漠化防治技术、生态恢复技术、受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及脆弱生态地区的综合整治技术研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模式研究，建立不同类型脆弱生态区域、流域整治的技术示范，引导培育生态整治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战略部署，重点开展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综合整治技术示范。
12.以灾害预报技术研究为重点，提高减轻自然灾害的能力
针对地震、地质、气象、海洋灾害等重大自然灾害，加强科技攻关，提高监测、预报水平和救助能力，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重点开展灾害监测新技术和监测仪器设备研究，加强高技术在灾害监测领域的应用，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监测系统；发展新一代预报技术，提高灾害预报的准确率和时效；研究开发成套的救灾技术与装备，提高我国对自然灾害的抗灾救灾的技术水平；研究建立综合性的风险评估技术体系，初步建立自然灾害快速评估和应急管理技术系统；加强综合减灾的科技示范。
13.以全球气候问题研究为重点，为国家环境外交提供科学依据
针对有关全球环境国际公约对我国的影响和对策等问题，开展相关研究，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履约提供技术支撑。
重点分析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臭氧层保护等方面有关国际公约对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影响，开展有关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加强相关的基础性工作，研究提出履约的技术措施和对策，研究制定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产业布局与应采取的调整措施和对策。
14.以研究控制重大事故为重点，提高城市与工业企业的安全水平
我国部分城市和工矿企业火灾、爆炸等重大事故频发，群死群伤的情况十分严重，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针对这些情况，"十五"期间，以减少城市和工矿企业群死群伤的事故为目标，解决城市防范与控制火灾等重大事故的规划方法，以及处置突发性事件的预案，开发事故应急技术和重大装备；开发一批具有创新性的安全产品并促其产业化，提高我国
城市和工业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防范和控制各种突发性事故的能力，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城市与工业安全的严峻局面。
重点任务是：以制定安全规划和应急预案制定为重点，研究城市及基础设施的安全与风险评价和检测方法，建立与国际化标准相一致的城市与工业安全规划及技术标准体系；针对火灾、化学危险品的泄漏、重大中毒、工业事故等人为灾害的特点，研究应急处置和救援的决策支持系统；开展特殊建筑火灾和事故的控制技术、重大危险源检测与监控技术、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技术以及城市"生命线工程"的安全技术的研究；开发事故救援技术装备、重大危险源的监测与监控装置、清洁高效阻燃与灭火材料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工程产品，并进行综合示范。
15.以增强破获重大案件的科技能力为重点，提高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技术水平
针对我国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重大刑事发案率持续攀升，犯罪行为也明显出现了现代化、暴力化、智能化、高技术化的新特点，加强社会安全保障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尽快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支持一批急需的重要安全产品的产业化，为防范和打击刑事犯罪提供有力的技术手段和保障，提高社会安全管理水平。
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为重点，进行打击计算机犯罪以及毒品、危险品犯罪等方面的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保障信息安全的有效技术手段，制定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及数字移动通信的保密检查方法，开发信息网络安全防范技术与设备，建立并完善信息安全保密法规与国家保密检查网络；开发建立刑事与司法DNA数据库所需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控制方法、试剂及DNA芯片等关键技术；同时，针对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开发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研究证件防伪、指纹特征及生物标记提取与应用、人口安全信息管理等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化技术；继续研究勘察取证与鉴定高新技术、毒品与危险品稽查检测技术，建立毒物、毒品检测与法医DNA检测技术研究开发基地。
16.以提高城镇规划建设水平为重点，改善我国人居环境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但缺乏充分的技术准备，城市建设水平同城市综合环境质量的改善严重脱节，城镇体系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城市基础设施不足，能源等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大中城市综合环境质量不高，综合防灾能力差，小城镇建设与管理水平低等问题亟待解决。针对上述情况，要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实现我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我国目前城市发展的基本状况和21世纪城市化发展着眼，研究城市规划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开发小城镇建设的综合配套技术；进一步改善我国人居环境的状况。
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城市规划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研究。研究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和中小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软件；研究高效、低耗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和城市综合环境治理技术，以及基础设施高效运行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新模式，建立小城镇建设的技术开发与评价系统；研究和开发一批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方向的小城镇建设适用技术和产品，为小城镇建设提供科技支撑；组织实施多元多级示范工程，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加快乡村城市化的进程。
17.以支持兴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重点，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举办2008年奥运会，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围绕创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全方位、多角度地开展科研实践活动，支持北京举办成科技含量最高的体育盛会。针对长期以来我国体能项目落后于其他体育强国的问题，加强科学的训练方法研究，提高我国体育健儿夺取奥运会金牌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开展科学的运动健身系统研究，提高我国人民的体质水平。
"十五"期间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奥运会金牌为目标，多学科联合进行改善运动员体能的综合技术研究与应用。支持开展围绕运动员评估与选拔，科学训练，体能快速恢复，运动员营养食品的相关技术研究。以提高全民体质水平为重点，在全民体质监测评价的基础上，依据我国人群的特点，开展适于不同人群及人在不同阶段的科学锻练系统研究。
18.以中国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为重点，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研究和保护中国古代文明，对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有重要意义。"十五"期间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多学科专家，采用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系统工程方法，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重点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大幅度提高文物保护科技水平。
主要任务有：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研究。开展我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自仰韶文化后期到公元前221年间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以揭示我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与演变过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东周文字进行系统整理，建立古代文字数据库；开展青铜器冶铸技术、古代城市、宗教礼仪建筑及礼器的产生与发展、殡葬制度的演变与社会阶层分化过程等的研究。国家特有重点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根据我国重点文物保护的需要，研究纤维质文物、漆木器类文物、青铜器、壁画等保护技术和重点保护文物在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技术；开发文物管理信息化技术；研究制定新的考古发掘现场保护工程技术规范等文物保护技术标准；建立文物科学鉴定中心。
19.以相应的技术基础性工作为重点，提高我国科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能力
针对我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方面依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口基数大、素质低、资源相对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现实国情，组织开展相关领域的发展态势分析，开展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国未来1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以及资源环境核算、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提高能力建设水平。
主要任务有：可持续发展数据共享体系研究。制定可持续发展数据的规范与标准，研究地球科学数据共享关键技术，建立数据共享管理办法，以形成完整的数据共享支持系统，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网络(SDN)的建设创造条件。技术政策和技术标准研究，重点开展有关资源、环境、医药、人居环境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技术政策和技术标准研究，为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科技进步创造条件。全球环境问题研究。针对有关全球环境国际公约对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关领域的影响及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等问题，研究制定我国相关领域发展方向、产业布局与应采取的调整措施，研究开发这些领域为满足国内外需求所需的新技术，推动有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发展服务。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示范试点工作，建立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展试点，开展可持续发展试点实施能力评价和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继续搞好科技示范工程建设，进一步做好"科教兴市(县)"工作，加强县(市)一级自身科技能力建设，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四、主要措施和支撑条件
1.加强领导
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适应政府职能的转变的需要，切实加强对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领导。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各地方的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并将其纳入地方科技计划以及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要落实专门机构和资金，保障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开展。
制定和完善加强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政策措施。通过政策制定，创造有利于加强社会发展的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推广应用示范以及科技产业培育的良好环境。鼓励和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并参与社会发展科技工作。
2.增加投入
适应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需要，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用于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投入，逐步建立起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多元化社会发展科技投入保障体系，保障社会发展领域有关研究开发和科技工作体系建设的投入。
鼓励和引导企业从事社会发展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鼓励企业承担社会发展领域政府的研究与开发任务。鼓励企业设立社会发展科技开发专项资金和奖励资金，支持社会发展科技事业，奖励对社会发展科技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积极推动社会发展科技工作与金融界的全面结合。吸引金融机构参与重大社会发展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社会发展领域成果的产业化。鼓励社会发展科技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筹措社会资金，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3.加快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搞好科研机构的改革，按照国家对公益性科技机构改革的部署，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发展科技机构的改革，逐步建立精干、高效、富有活力的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体系。
提高社会发展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建立符合国际先进水平的国家社会发展科技研发基地，同时，切实加强企业社会发展技术创新，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促进社会发展科技领域的产学研结合。鼓励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创办科技企业或入股合办企业；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多种形式的联合。
4.加强国际合作
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科技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建立多种形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科技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合作与交流网络。除国家国际科技计划支持有关社会发展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外，积极争取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以及有关国家政府与组织的资金支持，通过项目融资、专项贷款、无偿援助、合作开发、风险投资、补偿贸易等多种方式，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积极吸引海外华侨和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对人口与健康、环境保护、国土整治、文物保护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科技工作给予支持与合作。
鼓励社会发展科技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支持我国有优势的社会发展科技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扩大产品出口。
5.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积极营造环境，重视各种科技人才的培养。通过创新、竞争的新型机制，创造公平、宽松的学术环境和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造就一批懂技术、适应市场竞争、善于经营管理、勇于开拓创新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通过重大项目实施带动科技人才培养，使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尽快走上关键科技岗位；设立专项基金，鼓励青年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骨干的工作，加速社会发展科技领域后备院士的培养；扶持具有较强研究能力和市场经营意识的科技人员成为新型企业家。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按照"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积极采取切实措施，以多种形式鼓励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工作或以其他形式为祖国建设服务。建立素质良好的基层社会发展科技管理与服务队伍。适应开展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要求，建立基层的社会发展科技管理与服务队伍，并不断提高其素质，以提高基层社会发展科技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水平，加快先进的社会发展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满足各类社区对科技工作的需要。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结合《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系统和大众宣传媒介，建立形式多样的培训中心，持续地开展教育、培训活动，加强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