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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智利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５年８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和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促进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愿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是，但不限于：
　　（一）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质权；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
　　（三）金钱请求权或任何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组织。
　　在智利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依照智利共和国法律被视为其国民的自然人；
　　（二）依照智利共和国法律设立或以其他适当方式组成，并在其领土内有住所的法律实体。包括公司、社团法人、商业社团及其他组织。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四、“领土”一词
　　系指缔约任何一方在其法律中所确定的领土以及根据国际法缔约一方拥有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域。

　　第二条　促进投资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应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待遇和保护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同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征收及补偿
　　一、缔约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国家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补偿应相当于征收或即将采取的征收为公众所知前一刻的实际价值，应包括以正常利率计算的直至支付之日的利息，不应无故迟延并应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受影响的投资者有权根据征收缔约一方的法律，提请该缔约一方的司法当局根据本款所述原则，迅速审议该征收及该投资的价值。

　　第五条　补偿损失
　　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由于发生敌对行为或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或其他类似事件，而使其投资、收益或与投资有关的业务活动受到损失，若缔约另一方就发生该敌对行为或全国紧急状态而采取任何措施时，给予不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所享受的待遇。

　　第六条　转移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保证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双方领土之间以及该缔约一方领土内和第三国领土之间进行支付、汇款以及包括投资的清算价款在内的金钱证券或资金的自由转移。该转移包括，但不限于：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有关承包工程合同款项的支付；
　　（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以可兑换货币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不应无故迟延。
　　三、本条上述规定，不妨碍缔约任何一方根据本国适用的法律、法规实行外汇限制。
　　四、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影响缔约任何一方作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缔约国关于外汇限制具有或可能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五、进入智利共和国领土内的资金一年后方可汇出，除非其立法另有更优惠的规定。

　　第七条　代位
　　如果缔约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做了支付，缔约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并承认缔约一方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八条　缔约双方的争端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双方应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专设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
　　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照本协定的规定和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做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做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争议的解决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下设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有关任何其他事项的争议，经争议双方同意，可以提交专设仲裁庭。但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做出必要的任命。若秘书长为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则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做出必要的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六、专设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做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承担义务。
　　七、专设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做出裁决。
　　八、争议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余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九、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庭的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均有拘束力。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承担义务。
　　十、在仲裁程序终止之前和缔约一方不遵守或不履行仲裁庭做出的裁决前，缔约任何一方不得通过外交途径追究已提交仲裁的事宜。

　　第十条　更优惠待遇
　　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待遇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一条　适用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但不适用于本协定生效前已发生的分歧或争议。

　　第十二条　磋商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做出反应。经双方同意，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圣地亚哥举行。

　　第十三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五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二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圣地亚哥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智利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郝建秀　　　　　　　　　　　　　卡洛斯·菲格罗亚
　　　　（签字）　　　　　　　　　　　　　　（签字）
　　大陆法系国家奉行的是单纯的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制度，强调赔偿的数额应与实际损失相当。我国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法律实务界及理论界采取了普遍支持的态度。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后，《合同法》第130条、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也有规定，继续完善 “双倍赔偿制度”。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行为的惩罚力度，规定消费者可以提出“十倍赔偿”，但范围只是在食品安全领域，适用于食品造成的损害，具有局限性。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首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表明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范围内的再次肯定。

　
　　一、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内涵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巴比伦时代，如《汉莫拉比法典》中就有诸多规定。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如《十二铜表法》规定了盗窃、抢夺等不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等。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盛行，大陆法系国家对此持否定态度，奉行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制度。

　　“缺陷产品”与“惩罚性赔偿”的内涵

　　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责任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缺陷”不同于“瑕疵”、“不合格”等概念，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明确解释：“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机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二是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对此，有学者将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标准分为一般标准和“法定标准” 。缺陷产品是指因设计、生产、警示说明、跟踪观察等原因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中存在统一性的、可能或已经对人身、他人财产造成损害的产品。缺陷产品责任类型从缺陷的角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几下几种：一、产品设计上的缺陷；二、产品制造上的缺陷；三、警示说明上的缺陷；四、跟踪观察方面的缺陷，如在产品推向市场时，由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而不能发现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应当负有跟踪观察义务；发现缺陷应及时召回产品，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或者已经发现没有及时召回，即构成跟踪观察缺陷。

　　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内涵，学术界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是指法院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过实际损害的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功能； 有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主要是美国法中与补偿相对应的一项特殊的民事赔偿制度。他通过让侵权人承担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责任，已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侵权行为的目的 ，等等。综合比较，大多从功能、作用等方面考虑，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主要有几种：一、惩罚功能。也是本质功能，体现在对恶意实施不法行为人予以财产性制裁，使其无法获得所追求的不当利益；二、威慑功能。通过对不法行为人的金钱制裁，使其不敢再有这样的行为，遏制、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三、教育功能。通过法院的判决，使不法行为人或社会公众受到教育，从而意识到自己的不法行为会给受害人造成严重后果并从心理上自愿放弃该行为；四、抚慰功能。恶意侵害他人人身或财产的行为，不仅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损失，也会导致受害人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愤恨及不满、精神上受到很大伤害，惩罚性赔偿有利于抚慰受害人心灵上的创伤。

　　二、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侵权法中的规定

　　（一）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

　　《消法》虽然规定了“双倍赔偿”，但适用于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行为，不包括侵权法的惩罚性赔偿责任。2009年2月28日出台的《食品安全法》，首次在我国侵权法领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责任，提出“十倍赔偿”。该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从该条可以看出食品安全责任的构成要件主要有：1、行为主体，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生产者或是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销售者；2、责任构成的主观态度，对生产者来说无论明知与否、销售者则须“明知”；3、损害后果，造成了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这里未规定损害的程度；4、因果关系，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生产、销售造成了人身、财产或其他损害结果。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严峻，在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均存在安全隐患，不法企业、作坊、经营者贪图利益、诚信缺失，为追求更大利润置消费者身体健康于不顾，该条规定提高了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有利于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食品安全。

　　（二）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应惩罚性赔偿金”

　　继《食品安全法》规定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后，《侵权责任法》再次肯定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将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领域，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其构成要件主要有：1、适用范围单一。仅适用于产品责任案件，即产品存在缺陷，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侵权案件；2、主观须存恶意。即生产者或销售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或销售。“明知”所表明的是侵权人对产品存在缺陷明确地、确定地知道这样一种主客观认知状态，不包括“应知”或推定知道； 3、损害后果严重。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后果。如果产品只是存在缺陷，但没有伤及他人或只是轻伤，都不构成严重后果，不适用惩罚性赔偿，上述要件缺一不可，适用非常严格。《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受害者拿起法律武器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严厉惩罚恶意产品责任人，更好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三、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中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食品安全法》虽填补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空白，但是仍有不足之处。首先，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食品安全领域，食品相对于产品来讲只是很小一部分；其次，“十倍的赔偿”仍不足予以遏制侵权行为或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侵权责任法》第47条的规定将惩罚范围扩大到产品领域、将惩罚性赔偿金规定为“相应的”，而不是以产品价款的倍数。针对上述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可以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法律，从而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与《食品安全法》不同，《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只概括性的规定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相应赔偿金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金，如何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司法理论界存有争议，实务界难以操作。该条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惩罚明知产品存有缺陷而生产、销售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并威慑、遏制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惩罚性赔偿数额作出合理的规定更有利于发挥其作用；其次，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判的过轻，行为人为追求利益仍然继续从事不法行为，起不到惩戒违法行为的目的；如果判的过重，不法行为人无力偿还，甚至倾家荡产也只是杯水车薪，实际的赔偿数额难以兑现，执行不到位。总之，没有统一的计算标准容易导致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或相似的行为裁判出悬殊的结果，不利于实现立法本意，也有悖于司法权威性。对此，期待司法机关出台相应解释明确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给法官以指引。在目前无明确标准的情况下，笔者建议从侵权人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主观恶意程度、自身赔偿能力、惩罚后产生的功能与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惩罚性赔偿数额。

　　需要指出的是，惩罚性赔偿还有一定的副作用，诸如职业打假人的兴起。法律存有漏洞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手段，在很多法院都有这种情况，这些现象表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亟需完善，司法机关应建立健全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机制。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