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云南省曲靖市人民政符
曲靖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切实加强市级储备粮管理，确保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确保市级储备粮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并节约成本费用，维护我市粮食市场稳定，发挥市级储备粮在严重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期间的作用，根据《云南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储备粮，是指市人民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全市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
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
第三条 从事和参与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级储备粮实行委托代理制，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市级储备粮的委托代理和管理给予支持和协助。
各级政府应当支持当地的承储企业做好市级储备粮的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市级储备粮的计划
第五条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由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会同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提出，报市政府批准。
第六条 市级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计划，由曲靖市粮食局根据市政府批准的市级储备粮储存规模、品种和总体布局方案提出建议，经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曲靖市财政局审核同意后，由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会同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共同下达承储企业。
第七条 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会同曲靖市财政局负责拟定市级储备粮规模总量、总体布局和动用的宏观调控意见，对市级储备粮管理进行指导和协调。曲靖市粮食局负责市级储备粮的行政管理，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确保粮食安全。
第八条 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及分支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及时、足额安排市级储备粮所需贷款，并对所发放的市级储备粮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第九条 曲靖市粮食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检查市级储备粮购存、轮换数量及质量安全等情况，指导承储企业做好储备粮保管工作，切实为承储企业做好服务。
第三章 资格管理与承储方式
第十条 承储市级储备粮的条件
（一）承储库点为法人单位，经营业绩优良，财务管理好，严格执行粮食信贷和财务政策，商务信誉良好。
（二）管理水平高、人员精干，具有专业保管人员、储藏业务规范，承储过中央、省级和地方储备粮业绩良好，保管得当，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和责任事故。
（三）粮库有效仓容在500万公斤以上，具有相应配套的储运设施、检化验仪器、粮情检测、通风和熏蒸设施。
（四）承储库点符合市级储备粮总体布局要求，距铁路、国道和省道较近。
第十一条 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实行资格管理制度。凡具备第十条条件的，经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由曲靖市粮食局对申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并与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商议确定后即取得承储资格。
第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的承储实行委托代理制。由曲靖市粮食局与承储企业签定市级储备粮委托承储协议。委托业务不搞终身制，实行委托业务的竞争机制，优胜劣汰。
第四章 市级储备粮的储存
第十三条 承储企业具体负责市级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并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及技术规范，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并报曲靖市粮食局备案。
第十四条 承储企业储存市级储备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省、市制定的有关储备粮管理的行政法规、规章、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十五条 承储企业必须保证入库的市级储备粮达到计划规定的数量、品种及等级要求，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每年要由有资质的粮油质检站对储备粮油进行一次全面的品质检测，保留质检报告。轮换粮油也必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
第十六条 承储企业应对市级储备粮实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帐记载，保证市级储备粮帐帐相符、帐实相符、质量达标、储存安全。
第十七条 承储企业不得虚报、瞒报市级储备粮的数量，不得在市级储备粮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不得擅自串换市级储备粮的品种、变更储存地点，不得因延误轮换或管理不善造成市级储备粮陈化、霉变。
第十八条 承储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市级储备粮的防火、防盗、防洪等安全管理制度，并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第十九条 承储企业要设立储备粮轮换台帐，真实、动态反映储备粮轮出、轮入情况。
第二十条 承储企业应当对市级储备粮进行经常性检查，发现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不能处理的，承储企业的法人必须及时报告曲靖市粮食局。
第二十一条 承储企业不得以市级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或对外清偿债务。
承储企业依法被撤消、解散或者破产的，其储存的市级储备粮在核实库存数量、质量、品种及明确有关责任后的情况下，由曲靖市粮食局牵头会同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负责研究安排处理。
第二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贷款实行贷款与粮食库存值增减挂钩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承储企业应当在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开立基本帐户，并接受信贷监管。
第二十三条 承储企业根据市级储备粮的收购、销售计划，具体组织实施市级储备粮的收购、销售。
第二十四条 承储企业应当按月将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库存数量、年度轮换的具体执行情况，及时报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曲靖市粮食局和曲靖市财政局备案，并抄送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市级储备粮的仓储设施，不得偷盗、哄抢或者损毁市级储备粮。
市级储备粮储存地的人民政府对破坏市级储备粮仓储设施，偷盗、哄抢或者损毁市级储备粮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法予以制止、查处。
第五章 财政、财务管理
第二十六条 曲靖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市级储备粮的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并及时足额拨付和督促检查使用情况；负责对市级储备粮有关财务执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市级储备粮财务由曲靖市财政局负责管理。市级储备粮食所需的合理费用和利息补贴等由曲靖市财政局核定，并从市级财政“粮食风险基金”专户中列支。
第二十八条 市级储备粮补贴实行垂直拨付管理办法，曲靖市财政局根据收储（轮换）计划和验收合格通知书等文件计算各项补贴，补贴资金由曲靖市财政局通过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市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直接拨付承储企业。
第二十九条 储存期间利息补贴标准，轮换费用（含差价）补贴标准，轮换期间的利息补贴、费用补贴，由曲靖市财政局会同曲靖市粮食局另文制定办法下达执行。
第三十条 动销损益的处理。经市政府批准动用或销售发生的价差收益，全部缴入市级粮食风险基金专户，发生的价差损失，由市财政负担，从市级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
第三十一条 损失、损耗的处理。定额内损耗的处理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超定额损耗，由承储企业自行承担。
第三十二条 市级储备粮成本管理。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由曲靖市财政局会同市级有关部门根据收储价格核定，入库成本一经核定，承储企业必须遵照执行，任何部门和企业无权更改。
第三十三条 承储企业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正确反映补贴收入。企业收到补贴后，应在报表中全额反映并及时归还农发行贷款本息。企业不得虚列、多列补贴收入、套取财政补贴资金。如有发生，一经查实，将严肃处理。财政补贴资金及时、足额拨补到位后，发生的亏损，一律由承储企业负责，财政不予弥补。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骗取、挤占、截留、挪用市级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轮换费用等财政补贴。
第三十五条 建立市级储备粮食台帐管理制度，承储企业必须按月上报有关台帐数据、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等，曲靖市财政局每年年终办理市级储备粮补贴结算批复，并抄送市级有关部门。
第六章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
第三十六条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应当遵循有利于保证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保持粮食市场稳定，防止造成市场粮价剧烈波动，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 承储企业必须按照循环轮换的原则，每年原则上必须轮换承储总量的三分之一。储存企业每年9月底上报次年的轮换计划，曲靖市粮食局每年12月底前下达次年的轮换任务，储存企业根据下达的轮换任务，自主择机、适时轮换、自负盈亏。
第三十八条 市级储备粮的轮换采取价值不变，同数量、同品种实物兑换的方式进行。即轮入的粮食，按轮出粮食的入库成本记帐。轮空期最长不得超过4个月。
第三十九条 轮换出入库粮食的价格，时机和销售对象以及入库粮源由承储企业自主确定，轮换入库的粮食数量、品种和质量必须符合市级储备粮收储有关规定，储存企业必须在年度内完成轮换任务，绝不允许出现陈化粮。
第七章 市级储备粮的动用
第四十条 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根据市场行情波动，加强对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情况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建议。
第四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动用市级储备粮：
（一）全市或者部分地区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波动；
（二）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
（三）市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二条 动用市级储备粮，由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会同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提出动用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动用市级储备粮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运输保障等内容。
第四十三条 曲靖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及曲靖市粮食局，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市级储备粮动用方案下达动用命令，由承储企业具体组织实施。
紧急情况下，市人民政府直接决定动用市级储备粮并下达动用命令。
第四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市级储备粮动用命令。
第四十五条 市政府动用市级储备粮时，承储企业如有储备粮轮空的情况，必须以承储企业周转粮补足储备库存。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曲靖市粮食局负责市级储备粮的行政管理，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实施监督检查，确保粮食安全。
第四十七条 曲靖市粮食局、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按照各自职责，对承储企业执行本办法及有关粮食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承储企业检查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
（二）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及动用命令的执行情况；
（三）调阅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的有关资料、凭证；
第四十八条 曲靖市粮食局、曲靖市财政局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市级储备粮数量、质量、储存安全等方面存在问题，应当责成承储企业立即予以纠正或者处理；发现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曲靖市粮食局将取消其承储资格。
第四十九条 承储企业应当加强对市级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和检查，对市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对危及市级储备粮储存安全的重大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处理，并报告曲靖市粮食局、曲靖市财政局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
第五十条 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规定的职权和程序，对有关市级储备粮的财务收支情况实施审计监督，发现问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五十一条 承储企业对曲靖市粮食局、曲靖市财政局、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应当积极配合。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市级储备粮经营管理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有权向曲靖市粮食局等有关部门举报。曲靖市粮食局等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查处；举报事项的处理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移送其他部门处理。
第九章 行政责任
第五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及时下达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
（二）给予不具备承储条件的企业承储市级储备粮资格，或者发现承储企业不再具备承储条件不及时取消其承储资格的；
（三）发现承储企业存在不适于储存市级储备粮的情况下不对其限期整改的。
（四）接到举报，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第五十四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曲靖市粮食局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追究其责任，并取消其承储资格：
（一）虚报、瞒报市级储备粮数量；
（二）在市级储备粮中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的；
（三）擅自串换市级储备粮的品种、变更市级储备粮储存地点的；
（四）造成市级储备粮陈化、霉变的；
（五）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市级储备粮收购、销售、轮换计划和动用命令的；
（六）擅自动用市级储备粮的；
（七）以市级储备粮对外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的；
（八）将市级储备粮轮换业务与其他混合经营的；
（九）拒绝、阻扰、干涉监督检查人员履行职责的。
第五十五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以低价购进高价入帐、高价售出低价入帐、以旧粮顶替新粮、虚增入库成本等手段套取差价，骗取市级储备粮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的，由曲靖市粮食局、曲靖市财政局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并追究相应责任。
第五十六条 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挤占、截留、挪用市级储备粮贷款或者贷款利息、管理费用等财政补贴，或者擅自更改市级储备粮入库成本的，由曲靖市财政局、农业发展银行曲靖市分行按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或者信贷制裁，并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传统及其变迁：多元景观下的法律与秩序作者
梁治平
一
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场变化不但波及并且改变着乡土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这一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初期，不但农村走在了城市的前面，而且农村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是出于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安排，而是出自农民的创举，出自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抵抗和挑战。事实上，在从5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政权一步步深入乡村，并且成功地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监控的整个过程中，这种抵抗和挑战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沉石，米有录，1989：8；黄宗智，1992：203-10）
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民间自发的经济活动怎样一步步突破正式制度的禁限，以及非正式制度如何逐步获得其合法性，最终转化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同一过程还表明，传统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并非"现代性"的简单对立物，相反，它们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相当积极的作用。因为很显然，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创举"和"创新"，并不是国家的发明创造，而是传统的乡土社会经济模式的某种延伸、变形和改造，是农民依靠他（她）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在既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选择，在此过程中，地方性知识，包括过去三十年经验在内的历史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创新资源。
然而，并非所有的民间自发活动都能够获得正当性，也不是所有非正式制度都能够得到国家认可，并最终为正式制度所吸收。毋宁说，这方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敏感和微妙，因为它不仅关涉到制度变革，也涉及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变，甚至，涉及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下面将要讨论的个案就具有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性质，其中的一组取自农村金融市场，另一组则与家族组织和信仰有关。这些个案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暧昧不明：它们在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并未得到认可，但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可取代的作用，以至各地乃至中央政府不得不正视其存在，并且试图对之加以利用。
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就上述问题提供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辩护或者政策上的建议，而是要在最近一百年来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对这种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力图说明这种关系及其变化的性质，揭示出其中为主流思潮所忽略和遮蔽的东西，进而探究未来社会秩序据以建立的基础。
二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最初将近十年，民间信贷在农村经济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活动中的作用甚为有限。[1] （周其仁等，1994：320-1）然而，1986年以后，农村中民间借贷的规模开始大于正规借贷的规模。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0年，民间借贷的规模以平均每年大约19%的速度增长。而且，除西藏以外，全国各地都有有关民间借贷活动的报道。在沿海和内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地区，民间信贷尤为发达。（邓英淘等）正像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民间信贷市场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传统资源再生与再造的结果，因此，除了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亲朋好友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自由借贷以外，人们在这里能够看到诸多传统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银背（钱中）、钱庄、合会（钱会）、典当商行等。[2] 造成民间信贷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增，而另一方面，农村中的正规信贷机构--农村银行和信用社，由于受体制以及经营方面的种种限制，无论在资金供给还是在服务方式上，都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生活中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邓英淘等）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发展并没有导致一种新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制的产生，相反，民间金融活动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前者多半处于非法或者半非法状态，两种制度难以兼容，因此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上不和谐的二元格局。自然，这种情形也在法律上反映出来。首先是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禁止高利贷活动。如196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提出，借贷利率在月息一分五厘以上者即为高利贷。而根据1984年和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两份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具体标准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情况掌握，但其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人民法院对于超出这一限度的那部分利息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为防止当事人规避该项规则，同一意见还规定，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以谋取高利。[3] （第七条）其次是保护国家对于金融业务的垄断地位。根据国务院1986年1月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而且，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的也在禁止之列。根据这些规定，民间自办的钱庄等金融组织被先后取缔，民间的"合会"（尤其是其中规模较大的那些）也被目为违法犯罪活动而遭到严厉打击。
[案例一]：
被告人郑乐芬和蔡胜南于1985年合谋组织"民间金融互助会"（俗称"平会"）。同年10月，又将"平会"转为"抬会"，郑为会主。其经营方式，或先由会员向会主交纳大额会款，然后由会主分期返还会员，或者由会主先行付给会员大额会款，再由会员分期返还会主。由于入会有利可图，遂致该"抬会"规模迅速扩大。1986年2月14日，乐清县人民政府发布公告，明令禁止"抬会"活动，但二被告对此置若罔闻。至同年3月乐清县人民政府依法取缔"抬会"时，二被告下属中小会主达427人，会员遍及多个县、市区，并远至江苏、山东、新疆等地。该"抬会"收入会款6200余万元，支付会员款6010万余元，经营金额为1.22亿元，收支差额达189.6万元。
经审理，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9年11月3日作出判决，以投机倒把罪分别判处二被告死刑和无期徒刑。被告人郑乐芬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12月27日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4]（《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1辑）页17-8）
根据同一材料的指控，郑、蔡二被告组织"抬会"的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首先，"抬会"导致高利贷活动猖獗，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国家银行储蓄额急剧下降，信贷资金不足。[5] 其次，"抬会"以投机取巧、惟利是图的思想腐蚀了人们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最后，"抬会"被取缔后，会员急于向中、小会主索回会款，而有采取绑架人质、非法拘禁之举，致乐清县社会秩序一度严重混乱。（同上，页18）仔细分析上述各点，可以发现这些指责远不够坚实。民间金融活动一旦开展，势必与正规金融组织争夺同一市场，因此，问题不在于前者是否导致国家银行储蓄下降，而在于正规金融组织能否满足市场需求，以及，在它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合理、合法地承认和引入。高利贷云云，乃是人们指责民间借贷惯常所用的说法，实际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反映了信息投资的资源成本，是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一种理性反应。（张军，1997）因此，只要不是基于垄断而形成的高利率，就不能简单以高利贷视之。（邓英淘等）至于"抬会"在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相信并不比而今甚为常见的彩票和股票交易更难接受。最后，乐清"抬会"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直接的原因既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也不是因为有会主卷款逃走情事发生，而恰是因为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取缔了"抬会"，使得会员对会主的信任顷刻瓦解。
本案中的罪名确定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关于罪名曾经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定诈骗罪，另一种意见则主张定投机倒把罪。法庭最后采纳了后一种主张。因为在"抬会"的经营过程中，会主与会员之间都订有合约，双方对于"抬会"的经营方式也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举凡会款的收付、清点和记帐，均按约定的时间和数额办理。而且，至"抬会"终被取缔之前，许多合约正在履行，部分会主和会员因为履行合约已经得利。总之，该案二被告并未有诈骗行为，其活动也没有直接侵犯他人财产。"抬会"案所侵犯的，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二被告非法经营金融业务，尤其是在明知其活动属于非法的情况下，继续扩大"抬会"规模，"以高利率与国家银行争夺民间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冲击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同上，页20）[6]
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讲，上述"抬会"活动违反国家金融法规是确定无疑的。但问题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它必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本文无意为上述"抬会"案中的被告辩护，我所感兴趣的是，以"国家金融秩序"之名对民间金融活动采取的压制态度和措施是否足够合理和有效？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把民间借贷视为高利贷而简单予以排斥是不恰当的；以为通过提供官方的廉价信贷便可以把民间信贷排挤出农村金融市场的想法更是不切实际。（张军，1997；邓英淘等）事实上，国家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从未能够完全奏效。民间信用自80年代初兴起以来，业已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并对于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总的来说，民间金融组织在经营以及融资手段等方面都还比较落后，民间金融活动中的投机行为和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而这部分是因为市场的机制尚未健全，部分是因为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没有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因此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指导和监督。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非农产业迅速成长和"开发区热"而出现的又一轮民间集资浪潮，许多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金融服务社"、"资金互助基金"等出现。这些组织在经营方面继续保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点，但在形式上比较正规，往往得到地方政府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而且规模较大，有的竟能与正规的农村信用社分庭抗礼。这使得原有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7] （张军，1997）
当然，上述情形并不意味着民间非正式组织和制度已经取得合法地位，更不意味着存在于上述领域的制度性紧张业已得到基本解决。农村金融市场未来的走向，民间信贷组织的发展前途，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才能够了解。不过，有一点也许是清楚的，那就是，单靠正规的金融组织将无法满足农村社会日益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后者要求建立"一种多种信用机构、多种信用工具、多种信用形式并存的复合型的金融体系"，为此，"现存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可以作为一个发育新的农村金融体系的生长点"。（邓英淘等）
三
传统资源的再生与再造实际是最近十数年间遍及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包括了诸如家族组织的恢复和民间记忆再现的诸多方面，而不只限于民间经济活动诸领域。只不过，在社会的、宗教的、心理的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传统的意蕴更加复杂，传统资源的再造过程更加隐秘，民间非正式组织、制度、规范与国家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微妙罢了。其实，也像"包产到户"和农民的自留地一样，家族意识和各种民间"迷信"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消灭。比如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一个闽南村庄就曾两度出现恢复家族祭祀活动的现象。（王铭铭，1997：108）在另一些地方，族谱和宗祠在历经劫难之后被保存下来，而在80年代，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家族复苏的现象。只是，家族制度的恢复远不像"包产到户"这类单纯的经济方面的变化容易得到学者们的积极评价，更没有获得正式制度上的认可。[8]
在对同一现象的描述和评判当中，学者们意见不一。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强调宗族组织在管制族人、干预生产以及"闹人命"、争山林等事件中的消极作用，认为中国当代宗族现象只是旧文化的复兴，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障碍。（何清涟，1993，141-8）而意在为之辩护的学者则试图表明宗族重建包含了某种"本体"意蕴，是现阶段汉民族历史意识和归属感的再现。（钱杭，1993：151-8）显然，这两种说法都有偏颇之处。事实是，当代中国的宗族重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家族固然是一种民间自组织形式，但那并不意味着它必定要对抗正式制度；[9] 同样，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它也不是必然地不容于现代社会。重要的是必须看到，家族的重建实际也是传统的再造，它表达并且满足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需求。比如在有些地方，家族组织适应着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在提供生产和生活上的合作互助、加强地方社区的认同、维护地区内部的社会网络，以及提供民间意见的表达和交流模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铭铭，1997：171-4）
研究者对浙江和广东两个村庄的比较研究还表明，在乡镇企业创建之初，家族是农民建立企业、获取资源和建立互相信任的重要制度保障。（王晓毅，1996：5-14）而当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村集体的经济力量迅速增加之后，家族组织还可能被整合到新的更大的组织当中，成为村庄内部实行管理和分配的重要组织。（王晓毅，1996：11-4；折晓叶，陈婴婴，未刊稿：章六）当然，家族复兴的现象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它们的社会意义也不尽相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家族的社会功能并不是单一的和固定不变的，它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或大或小，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取决于特定地方的传统，特定人群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以及特定背景下国家对待家族组织的态度。19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进行，民间社会的发展空间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意味着，国家对于民间自生自发的活动，不再采取简单粗暴的干预和压制办法，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家族活动，只要不是明显地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尤其是不触犯刑法，通常都能够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许。但是在另一方面，家族制度始终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国家正式法律通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诸如婚姻、继承、赡养等问题上不断地介入家族纷争。比如对民间立嗣的习惯，尤其是"嗣子"根据"嗣书"、"继单"一类文书或者"摔盆"、"打幡"[10] 一类行为主张继承的作法，法律一向不予支持。[11] 而在出嫁女主张继承权或者寡妇改嫁（尤其是带财改嫁）受到夫家阻挠的场合，法律则会出面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12] 当然，这种干预总是有限的，因为比较起国家法律所体现的那些原则，系于家族之上的观念和民间惯习无疑对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以至当事人了解并且愿意诉诸国家法律的情形实际上只是少数，更何况，有些民间惯习在新的社会条件之下被重新安排和制度化，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合法化了。传统的"从夫居"形式被固定化、制度化，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案例二]：
原告路建设、杨秀萍系夫妻。路、杨二人于1982年结婚，婚后不久，即一起到杨秀萍原居住地贺兰县常信乡新华村九社居住。其间，路曾向新华村提出入户申请，但村里以地少为由不同意，因此也没有批给其宅基地。1988年，村里召开社员大会讨论路的入户问题，结果仍以地少以及男方不应随女方落户为由否决了路的申请。同年，村、社研究决定，将原告借住的宅基地批给九社农民杨某，并动员原告搬迁。原告拒绝。后乡政府和村委会调解，原告同意搬迁，但随后又反悔。村干部就此情况向县领导反映，后者责成有关部门处理，仍让原告搬迁，并由乡政府督促执行，未果。1990年，被告杨学成等13人，以社员大会不同意原告在村中居住为由，将原告居所强行拆毁，造成经济损失若干。
该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原告民事权利受宪法、民法通则以及婚姻法保护，被告以"出嫁女子随夫迁移户口"的乡俗为由致原告财产损害，应负民事责任。后，当地乡政府在法院判决的基础上，由乡牧场为原告划拨了宅基地和责任田，同时为其解决了落户问题。（《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2年综合本）页737-41）
本案中的问题非常地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至少汉民族居住的几乎所有地区，到处都通行"从夫居"的婚姻形式，而在农村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随着城区规模扩大、土地资源更加稀缺以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加剧，把这种民间惯习改造成一种控制人口流动和利益分配手段的做法也甚为普遍。有的地方明确规定赘婿不得参与分配，有的地方则对招婿上门者施以限制，如规定有多个女儿者只准招婿一人，或者招婿者须居住满一定年限后方可参与分配等，有的地方在出具婚姻状况证明时收取高额押金，以确保女方婚后把户口迁走，还有的地方在出嫁女迁回原居住地时以承诺不参加村内分配为条件，等等。这些规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大多以"群定"方式，经由乡村民主程序确定，有的还写进村规民约，因此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这一方面使得这种与婚姻居住形式相联系的分配制度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也使得少数因违规行为而引起的纠纷往往迁延时日，难以解决。当然，要发现一些通过诉讼获得成功的事例并不难，[13]但是在乡土社会的背景之下，借助于国家法律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个人权利，这种办法是否足够恰当和有效，仍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14]
由于正式法律制度的现代、都市和个人主义背景，要在其中发现与传统家族伦理的契合点是困难的。也许，唯一的例外是赡养问题。1949年以来，尽管与家族有关的制度、原则和伦理受到全面否定和批判，但是赡养老人这一条却作为传统美德被保留下来。不仅如此，它还被作为一项子女对父母应尽的义务写进相关的法律，并且在司法实践中被有力地执行，尽管这一点最近已为一些社会学家所诟病，认为它与计划生育政策有潜在的矛盾。（李银河，1994：105-11）正因为在赡养问题上正式法与民间规范性知识保有一致，乡民在理解和接受国家有关政策和法律时便不会发生特别的困难，法官、基层司法人员和调解人员在处理和解决赡养纠纷时也就可以充分调动民间知识资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保证赡养纠纷比其他种类的纠纷得到更好的解决，它甚至不能够阻止在老人赡养事务方面日益明显和严重的问题化趋势。下面的案例取自社会学家在河北农村所作的田野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