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事诉讼模式与被害人保护——以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为出发点
杨金强 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部06级诉讼法2班
摘要：美国的辩诉交易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在设计初时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席，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向其中注入被害人因子，而西方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和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这一反思过程中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被害人 诉讼模式 反思
引论
西方主要国家物质层面高速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导致了犯罪率的飙升。为了应对高犯罪率给本国司法体系带来的沉重压力和原有正式审判方式效率的相对低下，各国开始自发地在诉讼制度中引入司法合意因素，以简化原有的诉讼程序，解决司法资源的紧张。美国的辩诉交易是各国在这方面努力的代表之一，作为一种代替当事人主义法庭审理的、非正式定罪方式，辩诉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等级、减少指控罪名或者建议从轻判刑等为条件，换取被告人在“罪状认否程序”中的有罪答辩，并经法官审查认可后确定被告人的罪行。德国的协商性司法是近30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的新诉讼程序，即由辩护人、检察官和法官就认定犯罪、量刑轻重达成协议。起初，协商性司法仅仅适用轻微犯罪，后来逐渐被用于严重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虽然两种制度从产生至今在各自国家一直都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但在实践中适用范围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1]然而，如果深入比较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的话，则会发现它们在程序设计上都出现了被害人的缺失：辩诉交易实际上仅仅是检察官和被告方（通常为辩护人）之间单独进行的秘密交易，作为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被害人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在协商性司法程序中，通常由辩护人（代表被告人）同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协商，被害人也不作为协商的主体。美国和德国作为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诉讼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却在类似程序的主体设计上同时忽视了被害人，这种表面上的巧合必然反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而且可能触及许多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
一 辩诉交易与协商性司法中被害人问题之比较
美国辩诉交易和德国协商性司法从整体上考察必然存在诸多异同，此处仅从被害人问题出发对两者进行比较。两者主要的共同点：
1、被害人没有直接参与程序的权利。美国辩诉交易程序中，检察官直接和辩护人或者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进行讨论，检察官被当作被害人利益的代表，虽然法律并不当然禁止检察官在启动辩诉交易程序时征询被害人的意见，但是被害人的意见只是作为附带的考虑而并不强制要求检察官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在交易进行过程中，通常检察官并不负有向被害人通报交易情况的义务，检察官可以根据案情的需要作出各种减轻指控的承诺而不受被害人意见的约束。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诉前程序中，检察官和辩护人约定，以被告人支付金钱为条件，检察官撤销案件；其二，辩护人和检察官约定，被告人可不经由审判程序的审理，而由检察官直接向法院申请处刑命令；其三，在审判程序或者先前的程序中，检察官甚至法官与辩护人进行协商，被告人承认罪行就会被允诺以轻微刑罚作为回报。可见，各种形式都是强调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一般不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直接参与，但是辩护人在协商中妥协的程度一般都得到被告人事先授权，辩护人会将协商情况及时通知被告人，而被害人对协商的影响要明显弱于被告人。
2、被害人权利被侵害时缺乏有效的的救济手段。在美国，除非辩诉交易严重危害社会公益或被告人的利益，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一般不会遭到法院的拒绝。由于被害人不能向法院表述自己的意愿，法院在审查辩诉协议时无法获悉被害人的想法与要求，因此难以有效顾及被害人的利益。辩诉交易中一旦出现双方违反程序侵犯被害人利益的行为，被害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手段。在德国，虽然普遍认为法官负有客观查明案情的义务，不必受协商的约束，但是协商参与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协商的信任，实践中很少发生不遵守协商的情况。在整个协商过程中，被害人无法有效对司法官和辩护人的协商形成制约，如果被害人的权益受侵害，更是无法直接阻止协商的进行。
由此可以看出，被害人在辩诉交易的各个环节都被排除在程序之外，其利益诉求也无法传递给程序的参与者，更无法对交易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甚至在涉及被害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也不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手段。德国的协商性司法也没有给被害人直接参与进而影响协商的机会，法律对司法官和辩护人协商的制约以及赋予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手段都极为有限。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和辩诉交易相比，协商性司法中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要相对充分一些，德国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和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以被害人原谅为前提的协商模式，比如上述协商性司法的第一种形式；或者直接吸纳被害人参与协商，比如特定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刑法典》第46a条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在实体上为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和解创造一种可能，程序上的应对表现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a 条，第155b条明确规定法院和检察机关负有以下义务：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要考察这种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而且要使得这种和解更易于实现。另外，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72条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权提起强制起诉程序进行制约，并作为附诉人[2] 参加诉讼，支持所提出的诉讼。
二 对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
之所以会在诸如辩诉交易、协商性司法程序中存在对被害人保护不力的状况，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外，还应当从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去寻找答案。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却逐渐被忽视，从最初的被害人对刑事诉讼具有直接发动权和主导权，到近现代国家垄断对犯罪人的追诉和惩罚，被害人在整个诉讼活动中仅仅成为一个重要的“控方证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而已。难以对警察机构的侦查、检察机关的公诉以及法院的定罪量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传统的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本质是孤立的犯罪人对整个社会秩序侵犯，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正因为如此，当年美国学者帕卡所提出的“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这两大刑事诉讼模式，也没有跳出这种以“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桎梏[3]：那种坚持发现真相、控制犯罪的观点，所强调的主要是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权更为便利实现；而那种鼓吹权利保障、正当程序的理念，只不过是遏制国家对被告人合法利益的不当侵害。即便是后来格利费斯提出的“家庭模式”[4]也只是针对帕卡“国家和被告人间为敌对关系”的弊端，以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为喻，强调国家与被告人间的和谐关系，当然也没有跳出上述模式。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作为被告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被害人的自身权益首先表现为个体利益，然后才在本质上提升为社会利益，其权利要求并不能被国家公诉当然地完全地包容。很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导致被害人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主体地位被忽视，加之被害人独立的权利请求没有正规的诉求渠道，从而使被害人遭受犯罪人“第一次侵害”后在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制度的缺失而受到“第二次伤害”，相对于犯罪人的侵害，这种制度的侵害可能是更加致命的，因为被害人相信制度是公正的并且对其充满了期望。
通过对上述诉讼模式理论的反思，为了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地保障，有必要在传统刑事诉讼模式理论中纳入被害人这一个重要因子，形成“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关于这种模式，需要说明的以下几点：1、这种模式并不是要恢复人类社会早期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刑事指控模式，只是为法律保护被害人利益提供一种比传统两造模式更加便利并且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使得法律在关注被告人权益的同时，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更多地参与机会，更大程度上影响刑事诉讼的进程和结局以实现自己的利益；2、这种模式不是对传统“国家——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两造模式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内部自我完善，被告人毫无疑问仍然是三方关系中的核心，对被告人的国家追诉以及人权保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要继续坚持，只是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被害人利益保障，同时国家应当定位在帮助而不是代替被害人参与诉讼寻求心理康复和争取经济赔偿；3、这一模式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可适用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审判程序强调在中立法官的主导下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作为辩方的被告人之间的博弈，此时被害人利益诉求更多通过法官查明案情职责以及检察官客观义务得以实现，而在审判前程序中，在检察官的主导下，被害人和被告人更容易直接对抗与合作，所以，这一新的诉讼模式集中体现在诸如刑事和解、协商性司法等审判替代性措施里面。
三 “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诉讼的具体实践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与上述想法不谋而合。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5]恢复性司法之所以能够兴起，肯定有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方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对传统司法模式无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一种回应。恢复性司法要求刑事诉讼法中任何权利的设定都不应仅仅关注单方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更应着眼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而非仅仅是被告人与国家之间的和睦与安宁，要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中实现平衡。以德国为例，该国传统上要求犯罪人在刑事诉讼中给被害人赔礼道歉以及经济补偿，但这种保护状况对于被害人显得不够完善，在恢复性司法思潮的影响下，1986年通过《被害人保护法》，大幅度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权利，使得被害人由单纯的程序客体转变为积极的诉讼参与人，其后修订《刑事诉讼法》时明确要求司法机关方便被害人和犯罪人和解程序的实现，2004年出台《被害人权利改革法》，进一步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6]。在美国，“恢复性司法这一概念使得被害人成为一个中心角色，所以其支持者认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同时与以前使用的一些方法相比，恢复性司法对发展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模式。”[7]
1996年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法律在设定权利时仍是仅仅基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两造结构，并未将被害人利益保护上升到足够高度来看待，致使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倘若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下，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则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如被害人对公诉程序的参与、被害人在自诉程序中的保护以及对被害人损害赔偿程序的完善。在我国既有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刑事和解最能凸显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制度。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诉讼的舞台，和被告人一起参与刑事和解的进程并实际影响诉讼的实体结局，国家司法机关对双方达成的和解起强化和保障作用。作为该程序核心环节的和解协议就是在被害人参与甚至主导下双方协商达成的，被告人要想获得期待的处理结果,就必须向被害方进行发自内心的并且为被害人所满意的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并保证给予迅速的履行，求得被害人的原谅以至双方达成和解的“合意”， 而这种“合意”又将作为司法机关做出非刑事化的处理或者采取较为轻缓的刑事处理的依据，使得被害人的意见真正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尊重。可见，相对于传统两造模式下的诉讼程序，刑事和解使被害人获得了实质意义上的程序主体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模式的具体实践，尽管其正当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但在整体上该制度明显有利于被害人遭受犯罪后心理的康复和物质的补偿。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涉及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改革努力中，还没有任何一种能比刑事和解制度更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8]
结语
刑事和解和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虽然存在着源头差异[9]，但在被害人利益保护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交汇，可见，对传统两造结构诉讼模式的反思在中西方具有普遍性，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时可以吸收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同时，刑事和解与同样作为审判替代性措施的辩诉交易和协商性司法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他们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先天缺陷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完善也具有警示作用。将一切现存的刑事诉讼原则和主义都奉为永恒真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被害人的利益保护而言，建立在“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关系上的诉讼模式明显更胜于传统的两造模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辩诉交易已经取代正式审判成为美国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程序，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美国辩诉交易的适用比例在90%以上；据估计目前德国20%到30%的刑事案件都进行过协商，社会普遍认为未来这种协商性司法的适用数量还会继续增加，参见[德]约阿希姆 赫尔曼著，程雷译：《国外刑事法制协商性司法——德国刑事程序中的辩诉交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2期。
[2]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37页。
[3]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4] 参见宋英辉等：《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5] 参见[美]丹尼尔•W•凡奈思:《全球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王莉译，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6]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
[7] 参见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8]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9] 参见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石家庄市燃气管理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令
（第135号）
《石家庄市燃气管理办法》已经二00四年六月二日市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十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二00四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市长 臧胜业
二00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石家庄市燃气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燃气管理，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促进燃气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燃气，是指供生产、生活及公用事业使用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制气（煤制气、合成燃料、新型燃气）等气体燃料的总称。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燃气的规划、工程建设、经营、设施保护与使用、燃气器具的销售、安装与维修，以及相关的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石家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燃气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燃气行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县（市）、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燃气管理工作。
规划、安全生产监管、公安消防、质量技术监督、工商、物价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燃气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把燃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利用、鼓励竞争、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六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积极推广使用安全、节能、高效的燃气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管理
第七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燃气专业规划，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燃气专业规划预留的燃气设施建设用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占用或改变其用途。
第八条 城市新区开发、旧区改造和新建、改建、扩建大型建设项目应当按照燃气专业规划，同时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位置。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第十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实行招标投标。新建、扩建燃气工程开工前应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
第十一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在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二条 城市燃气管网规划范围内不得新建瓶组气化站。城市燃气管网覆盖瓶组气化站供气区域时，已经建成的瓶组气化管网应当并入城市燃气管网。
第三章 燃气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充足的燃气气源；
（二）符合安全规定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储存、输配、充装设施和安全检测、维修抢险、防火防爆设备；
（四）有符合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五）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从事燃气经营的企业应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办理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经营燃气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负责人、安全技术人员职务、职称证件；
（三）项目批准文件、燃气工程施工图或者施工及安装竣工验收资料、工艺图、设备配置明细表、压力容器合格证、质量证明书及安全消防设施资料等；
（四）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经营燃气资质申请后20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对符合条件的，报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核发《燃气企业资质证书。
燃气经营企业持《燃气企业资质证书》，到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燃气经营。
第十六条 燃气供气站点必须由具有《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的燃气经营企业设立。设立燃气供气站点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标准的固定站点；
（二）符合标准的燃气计量、消防、安全保护等设施；
（三）防泄漏、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
（四）符合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服务人员。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设立燃气供气站点，除需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外，需持公安消防部门核发的消防审核意见书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与燃气生产企业依法签订供气合同，燃气生产企业应保证正常供气，燃气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
燃气生产、经营企业不得向无《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经营性气源。
第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经营的燃气的气质、压力、计量、残液量符合国家标准；
（二）宣传燃气使用知识，建立燃气用户档案；
（三）燃气作业中的运行、灌装、安装维修等主要岗位从业人员须经相关部门培训后持证上岗；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应佩带企业标志证件；
（四）对燃气用户提出安装、改装管道燃气设施的，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办理；
（五）因施工或燃气设施维修等原因需降压或者暂停供气，应提前二日公告（紧急事故除外）；需在较大范围内暂停供气或者降低燃气压力的，应当事先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六）不得强制燃气用户到其指定的单位购买指定的燃气器具；
（七）国家、省和市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条 从事瓶装液化石油气生产和经营的企业，除应遵守第十九条中（一）、（二）、（三）、（六）、（七）的规定外，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液化石油气的充装量应与钢瓶重量及国家规定允差范围相符，并按规定抽排残液；
（二）应按规定送检钢瓶，不得擅自改换钢瓶检验标志；不得使用超过检验期限和检验不合格的钢瓶；
（三）不得用槽车直接向钢瓶灌装液化石油气；
（四）不得给报废钢瓶和非标准钢瓶充气；不得将漏气钢瓶运出储灌站、供应站。
第四章 燃气设施及燃气器具管理
第二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燃气设施的运行管理制度，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燃气设施的重要部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拆除、移动、覆盖、涂改、损坏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三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范确定的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
（一）修建建筑物或构筑物；
（二）堆放物品或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
（三）打桩、开挖沟渠或种植深根植物；
（四）进行烧焊、爆破、烘烤作业；
（五）擅自封闭燃气设施；
（六）其他损坏燃气设施或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向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燃气经营企业查明燃气设施情况，确需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施工的，应事先通知燃气经营企业，采取符合规定的安全措施并在燃气经营企业监督下作业。
大型载重车辆或施工机械确需通过敷有燃气管道的城市非机动车道的，应采取符合规定的安全保护措施，并经燃气经营企业验收合格后方可通行。
第二十五条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迁移或者拆除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燃气经营企业组织施工，所发生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管道燃气设施的维修、更新责任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修、更新费用由燃气设施产权人承担。双方另有合同约定的，按约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燃气器具应当附有产品合格证和安全使用说明书。除适用于液化石油气的燃气器具外，燃气器具应当经法定的检测机构对其气源适配性进行检测，适合当地燃气气源要求的，由检测机构出具适配证明。
经营燃气器具的企业应当根据适配证明在燃气器具上标明适配气种。未经检测擅自标明适配气种，或者未标明适配气种的，不得销售。
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燃气器具在同一市、县不得重复检测。
第二十八条 燃气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和省颁布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保障质量和安全。
第五章 燃气使用管理
第二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向燃气用户提供安全使用手册，宣传安全使用常识，进行安全使用指导。
燃气用户应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使用燃气，并履行日常安全检查。
第三十条 燃气用户应当按时支付燃气费，逾期支付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从逾期之日起每日向其收取应交燃气费的3‰的违约金；逾期2个月经催告后仍不支付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中止供气。
第三十一条 燃气的计量应当使用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燃气计量装置。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定期对燃气计量装置进行强制检定和报废，费用由燃气用户承担。
第三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燃气用户对燃气计量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验测试。
经检验测试计量失准的需调整用量的，按检定误差调整前三个月的燃气用量确定调整用量。
经检验测试计量失准需维修或更换燃气计量装置的，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修或更换，费用由燃气用户承担；燃气用户拒不维修、更换或支付相应费用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中止供气。
经检验测试的燃气计量装置，其误差在国家规定的允差范围内的，检验测试费用由提出方承担；其误差超过国家规定的允差范围内的，由被提出方承担。
第三十三条 燃气用量由燃气经营企业定期抄量。燃气计量装置发生故障中断计量的，按前四次抄表用量的平均量计算当次用量。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改动燃气管线和擅自拆除、改装、迁移、安装燃气设施；
（二）擅自变更燃气用途、性质或燃气设施的运行参数；
（三）采取在燃气输配管网上直接安装燃气器具或其他方式盗用燃气；
（四）将燃气管道、钢瓶作为负重支架或电器设备接地导体；
（五）擅自启封、动用燃气管道上的公共阀门；
（六）使用过期的连接燃气用具的胶管和利用明火查漏；
（七）倒灌液化石油气或排放液化石油气残液；
（八）火烤、倒卧钢瓶、改换钢瓶检验标志、拆修钢瓶附件；
（九）使用超期、漏气等不合格钢瓶；
（十）超期使用或使用未经检定的燃气计量装置。
第三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接受燃气用户对燃气质量、重量和经营服务方面的监督。
燃气用户有权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燃气使用和缴费以及服务情况；燃气用户的消费权益受损害的，可以向建设、价格、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有关部门接到投诉后应及时处理并答复。
第六章 监督检查与事故处理
第三十六条 建设、公安消防、安全生产监督和质量技术监督等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的工程建设、经营、使用、设施保护、器具安装维修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燃气设施进行定期检验。
第三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安全检查时，发现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造成事故隐患的，应立即下发事故隐患限期整改通知书，燃气用户应按照整改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整改并由燃气经营企业验收。燃气用户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燃气经营企业可中止供气。
第三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建立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职抢险队伍，配备必要设备、器材，并建有各类事故的抢修预案。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设置24小时抢险抢修电话，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燃气险情或者事故，应立即报警。燃气经营企业和公安消防、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报警后应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修、抢险、抢救。
第四十条 燃气经营企业在处理燃气事故组织抢修时，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对影响抢修作业的树木、绿地、各种设施，可以采取应急措施，事后能恢复原状的应由事故责任方及时恢复，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事故责任方赔偿。
第四十一条 燃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由建设、公安消防、安全生产监管、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进行处理。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阻碍燃气经营企业对燃气设施的安全检查和维修，不得阻挠或干扰燃气事故抢修抢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发证机关吊销已取得资质（格）证书。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一）、（四）、（五）款、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燃气用户造成损失的，按规定给予赔偿。
燃气经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六）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可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按规定予以赔偿。
对违法占压燃气输配管道的建筑物或者构筑物，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市、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实施拆除。
第四十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管理相对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管理相对人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工程是指燃气设施和燃气供气站点的建设工程。
（二）燃气经营企业是指燃气生产、储运、输配、供应，包括销售人工煤气、天然气、液化气、新型燃气的企业。
（三）燃气设施是指用生产、储存、输配燃气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包括输配管网、调压装置、计量装置、管道阀门和凝水井等。
（四）瓶组气化站是指配有两个以上15kg和两个以上（含本数）50kg气瓶，采用自然或强制气化方法，使液化石油气转变为气态供出的基地（储罐按储量折算为气瓶数量）。
（五）燃气器具是指使用燃气的热水器、沸水器、取暖器、锅炉、空调器等器具。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00四年八月一日起施行。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发布施行的《石家庄市城市煤气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